陈拍摄的实则是某种私藏，这种私藏的本质是在充满绝对才华的优越之下对戏剧与生活间创作关系的极其个人却又极其浓稠的理解和思考，而这种性格表达又是建立在对演员与文本的精准调教和打磨的基础上的。然而，大多数的观众似乎并非是这部充满无数妙笔的作品的指向受众，它阐述的议题所引起的共振，实际是对创作者自身的某种自我论证和肯定，在电影结束后，作品的使命也随之闭合。陈将一种隶属于以戏剧从业者为代表的小众精英意识共振在大银幕上放大宣讲，但观众移情的，仍是其中的普世情感和生活之味，一种无法寻得深入角度的不关心和无经验。但还是有着足够令大部分创作者羡慕和嫉妒的才气与运气，对“胡昆汀”们不仅仅停留在调侃，陈用一场戏剧拼贴真的完成了昆汀式的后现代狂欢演出。“勺子”给了他可能的娴熟的方向，他在短时间内还会继续任性和成功。